唐秀連博士       

       佛教在日本之公傳，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(五五二年)，百濟王遣臣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，以及幡幢、經論，自此漢地佛教正式進入日本朝廷。由此可知，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的直接來源，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日本佛教即是全盤漢化的佛教，也不應將日本佛教當作模仿中國佛教的變異體。事實上，日本佛教雖根源於中國佛教，但已經脫胎換骨，一方面保留了母體的一些輪廓，另一方面注入了日本民族濃厚的原始宗教意識，令其別立於漢地佛教之外，自成一系。

        也許在不少華語族群的印象中，日本佛教是奠基於隋唐佛教的產物，幾近於中國佛教的複製品。不過這大概是中國人對日本佛教的刻板印象而已。作為外國宗教的受容者，日本僧眾接受佛教的經過，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般輕易和順遂。

         在佛教最鼎盛的隋唐時代，入華日僧絡繹不絕，最澄、空海就是其中表表。可是他們一般留華的日子並不算長，¹而且雖能讀寫漢文，但聽講能力卻相當有限，好像最澄便帶同翻譯前往中國，顯然是不通口語之故。平安時代入宋的奝然和寂照，據《宋史》記載，都是不諳華言，但憑筆劄交談。可想而知，他們未必能夠與中國學者暢所欲言地說法論道。

        至於東渡日本的中國僧人，原來亦普遍不通日語。例如奈良時代的鑑真，在日本首次建立正式的戒律制度，由於這是屬於形制而非理論的傳授，較少牽涉複雜的思辨，根本毋須運用流利的日語。江戶時代，黃檗宗始祖隱元率領弟子三十餘人在長崎登陸(一六五四年)，唯因語言不通，習尚不同，與當地僧人頻生齟齬，數度興起歸國的念頭。²

        可見，由於語言溝通的障礙，日本僧人接觸漢地傳來的佛教教義，主要是透過閱讀漢文經典，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佛教學者，如南宋時來華的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，有機會親炙中土大德，參學論道，藉此習得中國佛教的義理。是故，日僧的佛學知識大多來自研讀漢文典籍，並專注於文句語意的解讀。解讀的方法，自然是透過日本人的文化意識和思維方式來進行，於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本地文化的主動篩選，在地化的創造性詮釋，甚至刻意的曲解誤讀，以迎合本土宗教觀念的情況。

         從中日語言的根本差異，日本佛教徒意識到傳播到漢土的佛教，與誕生於印度的佛教，大異其趣，可能已喪失佛法的真諦。為尋求印度佛教的真義，唐時已有日本僧人欲西行天竺求法，最著名的是真如法親王，他是平城天皇的第三皇子，早年削髮為僧，拜在密宗高僧空海的門下。西元八六一年，已屆耆年的親王，不畏艱險來唐，可是在長安逗留數年，依然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，於是決定親自前往印度。西元八六四年，他從廣州出海，其後音訊全無，傳說死於羅越（今馬來半島南部柔佛附近）。真如法親王之後，日本臨濟宗初祖榮西亦有意遠行印度。一一八七年，他第二度入宋，打算取陸路前赴印度，可惜當時北方由金和西夏控制，西域的通路封閉，最終未能成行。

        從上可知，日本佛教與漢地佛教的關係，並不止於前者對後者的吸收和沿襲。日本民族在學習中國佛教的過程中，實際上也經歷了不少跟原生文化扞格不入的情況。而且，他們還懷着批判精神和獨立思考，試圖為佛學研究另闢徯徑。整體而言，日本人是採取自身的思想及信仰方式，來重構從漢土傳入的佛教，故日本佛教具有相當鮮明的自我意識。認為日本佛教學習唐朝佛教，即是依樣葫蘆的「全盤唐化」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。

¹最澄是短期留學生(「還學生」)，留華不滿一年，空海只有兩年。

²渡辺照宏：《日本の仏教》，頁19-20。東京：岩波新書，197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