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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8日參神路線改動通告
4月18日(星期日) 黃大仙祠內將會舉行《赤松黃大仙師寶懺》禮懺科儀,期間大殿及第一參神平台將不開放予公眾,善信可於第二參神平台(即十二生肖銅像) 面向大殿上香,而三聖堂、經堂、麟閣及月老花園仍然開放,善信可由正門進入後沿雲衢路前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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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神路線改動詳情如下:
日期:2021年4月18日(日)
時間:上午7時30分至下午2時
封路區域:第一參神平台 (即大殿平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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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內臨時參神路線:
.往第二參神平台及點香區:由正門沿扶手電梯,或由東華三院簽品哲理中心入口前往
.往三聖堂、麟閣、盂香亭、經堂及月老花園:由正門沿雲衢路前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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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上香處:(1) 大殿上香處臨時改設於第二參神平台(即十二生肖銅像),(2) 三聖堂
*求籤區:將設於三聖堂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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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不便,敬請原諒。

文化事務

文化承傳 非遺保育

消息

2021 年 3 月 13 日

脫胎換骨的日本佛教

唐秀連博士       

       佛教在日本之公傳,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(五五二年),百濟王遣臣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,以及幡幢、經論,自此漢地佛教正式進入日本朝廷。由此可知,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的直接來源,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。然而,這並不意味日本佛教即是全盤漢化的佛教,也不應將日本佛教當作模仿中國佛教的變異體。事實上,日本佛教雖根源於中國佛教,但已經脫胎換骨,一方面保留了母體的一些輪廓,另一方面注入了日本民族濃厚的原始宗教意識,令其別立於漢地佛教之外,自成一系。

        也許在不少華語族群的印象中,日本佛教是奠基於隋唐佛教的產物,幾近於中國佛教的複製品。不過這大概是中國人對日本佛教的刻板印象而已。作為外國宗教的受容者,日本僧眾接受佛教的經過,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般輕易和順遂。

         在佛教最鼎盛的隋唐時代,入華日僧絡繹不絕,最澄、空海就是其中表表。可是他們一般留華的日子並不算長,1而且雖能讀寫漢文,但聽講能力卻相當有限,好像最澄便帶同翻譯前往中國,顯然是不通口語之故。平安時代入宋的奝然和寂照,據《宋史》記載,都是不諳華言,但憑筆劄交談。可想而知,他們未必能夠與中國學者暢所欲言地說法論道。

        至於東渡日本的中國僧人,原來亦普遍不通日語。例如奈良時代的鑑真,在日本首次建立正式的戒律制度,由於這是屬於形制而非理論的傳授,較少牽涉複雜的思辨,根本毋須運用流利的日語。江戶時代,黃檗宗始祖隱元率領弟子三十餘人在長崎登陸(一六五四年),唯因語言不通,習尚不同,與當地僧人頻生齟齬,數度興起歸國的念頭。2

        可見,由於語言溝通的障礙,日本僧人接觸漢地傳來的佛教教義,主要是透過閱讀漢文經典,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佛教學者,如南宋時來華的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,有機會親炙中土大德,參學論道,藉此習得中國佛教的義理。是故,日僧的佛學知識大多來自研讀漢文典籍,並專注於文句語意的解讀。解讀的方法,自然是透過日本人的文化意識和思維方式來進行,於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本地文化的主動篩選,在地化的創造性詮釋,甚至刻意的曲解誤讀,以迎合本土宗教觀念的情況。

         從中日語言的根本差異,日本佛教徒意識到傳播到漢土的佛教,與誕生於印度的佛教,大異其趣,可能已喪失佛法的真諦。為尋求印度佛教的真義,唐時已有日本僧人欲西行天竺求法,最著名的是真如法親王,他是平城天皇的第三皇子,早年削髮為僧,拜在密宗高僧空海的門下。西元八六一年,已屆耆年的親王,不畏艱險來唐,可是在長安逗留數年,依然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,於是決定親自前往印度。西元八六四年,他從廣州出海,其後音訊全無,傳說死於羅越(今馬來半島南部柔佛附近)。真如法親王之後,日本臨濟宗初祖榮西亦有意遠行印度。一一八七年,他第二度入宋,打算取陸路前赴印度,可惜當時北方由金和西夏控制,西域的通路封閉,最終未能成行。

        從上可知,日本佛教與漢地佛教的關係,並不止於前者對後者的吸收和沿襲。日本民族在學習中國佛教的過程中,實際上也經歷了不少跟原生文化扞格不入的情況。而且,他們還懷着批判精神和獨立思考,試圖為佛學研究另闢徯徑。整體而言,日本人是採取自身的思想及信仰方式,來重構從漢土傳入的佛教,故日本佛教具有相當鮮明的自我意識。認為日本佛教學習唐朝佛教,即是依樣葫蘆的「全盤唐化」,這種說法並不確切。



1最澄是短期留學生(「還學生」),留華不滿一年,空海只有兩年。

2渡辺照宏:《日本の仏教》,頁19-20。東京:岩波新書,1971。